作者 | 竹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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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年前，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下：“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2013年，经济学家周其仁在《城乡中国》中作出了更直白的论断：
“中国虽大，但其实只有两个地方：一是城市，一是乡村。中国人口十几亿，但其实也只有两种人：一是城里人，一是乡下人。”
城乡之间那道墙，曾久久横亘，它隔开的不只是空间，更是机会、权利与发展。近年来，在政策引导与市场力量的共同推动下，物理意义上的墙正在被推倒，然而，在具体生活消费上，还有一些隐形的“墙”——比如，它曾让甘肃庄浪的老崔在镇上辗转许久却买不到合适的农具配件；让内蒙古草原上的崔亚芹需要为网购一组衣柜支付两百元运费；让重庆巫溪的郑发燕要步行半小时到镇上才能取回自己的快递包裹。
但2026年春节，我们看到了一些静悄悄的变化：来自天南海北的快递，尤其是拼多多的包裹，被逐渐送到了村里。
自2025年四季度起，拼多多在多地试点“免费送货入村”，复用此前电商“西进行动”积累的经验，通过县级中转仓与村级代收点衔接，平台承担中转仓至村级代收点的二次转运费用，把原本卡在乡镇的包裹继续往前推了一段路。
于是，在这个春节，一辆辆载满包裹的货车驶进了偏远乡村的深处。它们驶过路基不足三米宽的陕西三羊沟，驶向海拔3600米的西藏普然村，驶进那些过去需要额外付“跑腿费”才能取件的村庄，卸下的是对联、新衣、年货，还有远方子女的心意。
最后一公里，为什么这么难？
曾几何时，连接城乡的，是一个个用脚步丈量土地的人。
看过《感动中国》的人，或许熟知邮递员王顺友的故事。
时间回到2005年，四川木里藏族自治县的深山。邮递员王顺友正牵着驮邮件的枣红马，行走在海拔4000多米的悬崖小径上。这是中国邮政史上的“绝唱”——马班邮路。木里藏族自治县29个乡镇，28个不通公路、不通电话，他的马背，便是山民与外界唯一的联系。
如果不是媒体报道，我们不会知道，他每走一个班要14天，一个月两班，一年330天走在邮路上。一趟邮路，竟要翻越冰雪覆盖的察尔瓦山，又要走进气温40摄氏度的雅砻江河谷，晚上蜷缩在山洞与马相伴。最苦的是孤独，有时几天看不到一个人影，只有风声、水声和狼嚎。
在那不通公路的20年间，王顺友一直坚持。他的故事，代表了彼时城乡连接的逻辑：以极高的个人成本与付出，对抗地理的隔绝，从而维持低限度的信息与物资流通。
这个逻辑，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成立，虽然基础设施改善了，技术进化了，但经济成本的账，依旧横亘在城乡之间。
近期，国家邮政局在介绍邮政快递业更贴近民生实事的完成情况时指出，2025年，持续推进快递进村，直营制快递企业进村率超过90%，加盟制快递企业进村率提升至1/3。
为什么加盟制快递企业的进村率还有待提升？因为他们需要计算单件成本。农村居住分散，件量少且不稳定，配送路线长，导致单件配送成本极高，甚至长期亏损。
此前新华网财经就报道，一位快递加盟商透露，快递总部给加盟商每个快件的派单费是一定的，加盟商必须严格控制运输、分拣、派送等环节成本，“目前每个快件从乡镇下沉到村一级，自己要亏0.3元。”
因此，在偏远乡村，村民网购时通常不能直接填写村里的地址，而要选择所属乡镇的代收点作为收货地，否则会被卖家告知“不发货”或需支付高昂的附加运费。
2024年11月14日，一位来自湖南邵阳的网民“无助的百姓”曾在中国政府网发帖反映说，他们隆回县北山镇石矿村村民，现在还无法享受快递进村的服务，村里年轻人大多不在家里，老人领快递需要来回走6公里的路，极不便利。去代收点取快递，一个快递还要付费3元，希望有关部门能关注这一类问题。
这个问题的背后是4.51亿乡村常住人口的真实生活，是一个规模已近7万亿、且增速持续领先城镇的庞大市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12万亿元，其中，乡村消费品零售额超过6.82万亿元，同比增长4.1%。
中转集运与“免费送货入村”
路，是人走出来的，更是用新的方法一点点试出来的。
从2020年国家邮政局启动“快递进村”工程，到2022年“快递进村”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到2024年的“健全县乡村物流配送体系”，再到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电商平台下沉赋能，“深化快递进村”。国家政策层面始终持续推动，打通农村物流的堵点。
与此同时，以拼多多为代表的电商平台，沿着国家铺就的轨道，尝试用市场化的创新模式与技术，去激活通向千村万落的末端。
但真正落到实地，问题才显出它的复杂。
陕西扶风县，一个关中平原上的古县，名字里就带着“扶助京师”的使命。2025年末，拼多多“免费送货入村”的服务在这里试行。负责进村中转仓建设的罗何清是个干了11年快递的老兵，他太清楚这事的难处。
“村里其实有综合服务站，但快递就是下不去，全堆在镇上。”罗何清说，那些服务站是个“全能店”，能代买代卖、充话费、卖化肥，甚至办理存取款，功能繁多。可正因如此，快递配送这一项跑不通，也伤不到整体经营的筋骨，所以站点就没动力去做。
更关键的是利润薄。“一件货从西安拉回来才一块钱，分给乡镇五毛，剩下五毛连人工和油费都不够，谁愿意干赔本买卖？”
拼多多的解法，是把自己的流量和技术押上去，并真金白银地掏钱补贴。
按照他们的思路，首先，进村服务覆盖的区域，村民需要将收货地址填写到村，这是包裹能否进村的先决条件。
其次，原本就能进村的包裹正常进村，而那些过去仅能送至乡镇的拼多多包裹，将统一先汇集到中转仓进行分拣，一村一卡位，然后再分别送货进村。期间，因包裹进村而产生的费用，拼多多以计件的形式直接给到中转仓及村点负责人相应的补贴。
目前，在扶风县的拼多多中转仓，11家主流快递企业的进村件都交由这里的县域共配网络统一进行入村派送。2025年，该县的物流共配中心累计送件963.97万件，从村里回中转仓也不是空车而回，而是累计发件277.4万件。
陕西扶风县进村快递中转仓。摄影：王菲菲
罗何清敢接这活，是因为他早有底子——此前干了5年多多买菜的网格仓，村里的配送路线、谁家能做村点负责人，他心里早就有本账。“把以前配送生鲜的路线串联起来，送货入村就是顺水推舟的事。”
但不是每个人都像罗何清这般得心应手。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陕西平利县，孙文文接手拼多多快递进村业务后，花了整整一个月，从早到晚开着车一个村一个村地找代收点。
这些乡村驿站是“商流”从乡镇延伸到乡村的关键末端节点，也是完善“最后一公里”寄递网络的难点之一。
“看着直线距离很近，其实山路绕来绕去，三十公里的路，开出去可能得七八十公里。”
比山路更难的，是信任。孙文文一般会优先考虑村里的小超市、农资店等，向他们寻求支持。 “但很多老板觉得我是骗子，还有人拍我车牌说要报警”，因为常年生活在隔壁县城，早已多年不说家乡话，孙文文最开始劝说村里人开设拼多多驿站村点时，常遭误解。他不得不带上本地的快递员，用乡音一遍遍解释。
工作开展一段时间后，孙文文如今在秦巴山区的90余个村庄开通了村点，平利县行政村覆盖率近七成，甚至会有人主动找过来，希望负责他们村的包裹代收业务。
能让他坚持下去的，除了老乡们现实的需要，还有现实的支撑。“按照进村快递件数，拼多多会给予相应的补贴，如此，我们才得以持续地进村送件。”
除了资金，拼多多还提供常态化的沟通与支持。
“我们每个中转仓老板都有一个专属沟通群，所有业务上的难题全在群里解决。”罗何清说。不管是货入不了库、系统操作问题，还是想更换关键点位，只要在群里招呼一声，平台那边就会有人迅速跟进，基本上10分钟之内肯定会有回复。
伴随整套机制的跑通，原本没人愿意跑的进村路，一天天跑通了。这一系列举措并非只是简单的补贴，而是通过优化供应链组织方式，在商业层面为送货入村创造了一条可持续的通路。
拼多多已在全国多地试点“免费送货入村”服务，承担送货入村订单的二段中转费，优化农村购物体验、帮助商家打开进村市场。摄影：赵瀚傑
一个被“包邮进村”改变的春节
一条路的打通，从来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它意味着选择权的赋予，生活半径的扩展，乃至生活方式的革新。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这个中国人最重要的消费节点，正是观察这场变迁的最佳窗口。
首先是运输端：车，装不下了。
安徽合肥的司机李佳明，今年春节是被一车车年货追着跑的。
他配送的范围覆盖两个镇的所有乡村。去年11月刚接手拼多多的进村业务时，用的还是一辆小厢货。到了双12，货量就装不下了，换成了4.2米长的货车。春节前，货量彻底爆了——每天往返近200公里，上午11点还在装货，到下午四五点才送完最后一个村，全程连轴转。
“往年到了小年前后，大家年货准备得差不多，线上就买得少了。”李佳明说，“今年不一样，快递车每天都挤得满满当当。”
车上装的全是村民正月走亲访友的硬通货：六提装的大箱牛奶、整箱的椰汁、糖果礼盒，甚至还有稻谷和玉米。
“我们这是水稻主产区，按理说不缺粮，但有老人从拼多多上买稻米，说线上买的更实惠，还送到村口，买回去喂鸡鸭鹅正好。”
年前那阵子，货快送不过来了，李佳明试着跟村民商量能不能缓一缓，年后再买。村里人不干，还是赶着买：“家里的鸡鸭等着吃呢。”
取货的人比他还急。很多时候，李佳明的车刚卸完货，停在驿站还没走，已经有人来取件了。村里有70多岁的老人，由子女帮忙下单，自己收不到取件信息，但他们认得李佳明那辆绿色的货车。每次车子开进村，老人就会走过来问：“我的快递呢？到了吗？”
临近春节，村民们拼单了服饰、日百、坚果等年货。摄影：夏林琳
其次是节点上的小店们，也热闹起来了。
高霞的小店开在进村的必经路上，去年11月接入了拼多多驿站。从第一天只有4个件，到慢慢地涨到10多个、20多个，小年前后，每天平均有80多件。
来取快递的人多了，店里的生意也好了。大家经常顺手买包烟、买瓶洗洁精，小卖店的进店人数涨了大概三分之一。小年前后，人流量比平时翻了四五倍。
“送货进村后，取件、寄件都能在家门口进行，因为足够方便，大家的消费热情就上来了。”高霞说。有位40多岁的女顾客，一次性收了20多个快递件，吃穿用的全都有，几百块一床的蚕丝被也买。
还有人给家里的电动四轮车买轮胎，快递来的时候用胶带缠起来放在大袋子里。高霞惊讶地问：“这你也敢网上买？不怕尺寸不对？”结果人家买回去，找修车师傅很快换上了，用着还挺好。
最后是流通端，变化不止发生在“进村”这一头，货开始往外走了。
在陕西安康平利县，中转仓负责人孙文文发现，从去年12月开始，往外寄的包裹渐渐多了起来。
起初只是零星的退货，后来变成整包的腊肉、茶叶、田里产的绞股蓝。“都是在外打工的子女，点名要的老家味道。”孙文文说，以前老百姓想往外寄东西，得专门跑一趟镇上，来回车费比运费还贵。现在，司机每天送货进村，返程时顺道把要寄的件带回来。
从快递进村到山货出村，路通了，买卖就活了，城乡之间的那道墙，才能从这一头，真正通到那一头。
被“点亮”的，还有人
包邮进村改变的不只是货流，还有人的角色与可能性。
对于留守当地的人来说，它赋予的是生计和价值。
“哪儿也去不了”，重庆巫溪的郑发燕曾是困于家庭的宝妈，要照顾两个女儿和老人，无法外出打工。经营拼多多驿站后，不仅增加了收入，更让她成为村里数字生活的枢纽。
郑发燕熟练地扫码验货，每日出库拼多多快递百余件。摄影：夏林琳
老人们拿着手机来找她，问题五花八门：“姑娘，这个地址怎么填？”“‘送货入村’怎么不显示？”“500克是多少？”
郑发燕都会耐心地解释，手把手地教。她帮对门的老人挑选商品，教他看销量和评价：“我们一般选销量靠前、口碑好的。”
这份工作带给她的，远不止于每月多出的收入，更是被村民们需要、被尊重的价值感。
陕西的余胜民，则是位轮椅上的商店老板，守着店铺二十多年，成为拼多多驿站站长后，“每个月能赚一个给家里买米的钱，也不费劲，还方便村里的人。”来取件的人还会跟他聊两句，“店里也比以前热闹了。”
余胜民的小商店里摆放着村民的快递。消费者提供
对生产者而言，它给与的是新式工具和更高效率。
湖南石门的驻村书记助理胡英杰发现，村里老人开始网购电动枝剪。“以前人工剪梨树枝，一天顶多两三亩。用电动的，一上午就能完成。” 生产工具的迭代，直接提升了农作效率。
这也反映了，当电商服务下沉到一定程度，其释放的红利便不再局限于生活，会向更深处的生产领域渗透。
而像崔亚芹这样的“新牧民”，则代表了更为激进的可能：地理上的偏远，不再必然意味着生活的边缘。
2025年，这个90后河南姑娘和男友做了个“离经叛道”的决定，他们双双辞去北京、上海的工作，来到内蒙古乌兰察布的草原深处，租下一块地，开始养羊。
崔亚芹在草原上的房子
他们住的是蒙古包，仅靠一块太阳能板供电，做饭用最原始的锅炉烧煤。方圆十公里都没有邻居。原本想的是“诗和远方”的浪漫，到了才发现“生活本身已经让你应接不暇”。
如此偏远的区位和原始的环境，本来意味着极高的生活和生产资料成本。比如一个组装衣柜，当地卖要一千多，拉上山还要另付一两百元运费。
但拼多多上“内蒙古包邮”这个功能，成为了他们草原生活的保障。
“只花了350元”，崔亚芹就在拼多多买到了想要的衣柜。整个2025年，她在拼多多上买了三万多块钱的东西，从组装衣柜、劳保手套、播种机、狗笼，到书架、窗帘、水杯，甚至一张纸巾，都依赖于拼多多的偏远地区包邮服务。
“以前在北京工作，各平台基本都包邮，我对拼多多的优势感知还不深。来到内蒙古后，很多平台商家默认不包邮，我才发现拼多多的好”，现在崔亚芹的购物，80%都来自拼多多。
崔亚芹从拼多多上购买的水培植物
在她看来，包邮在内蒙古大草原，是“实实在在的生产力”。她可以像在城市里一样，以合理的成本获取创业所需的一切工具——从提高种植效率的播种机，到计划用来找羊的GPS定位器。
电商下沉构建的保障，给了她和无数敢于尝试的年轻人一种底气：你可以勇敢地选择自己想要实践的生活方式。
结语
王顺友曾唱道：“不是人民需要我，哪个喜欢天天走。”这位马背上的信使，用几十年的孤独行走对抗隔绝，完成了他的使命。
今天，他的使命被数以万计的“罗何清”、“孙文文”、“郑发燕”们接续。他们或许互不相识，但共同参与着一场宏大而悄然的变迁：
城乡中国，正在从一个地理概念、身份概念，变成一个逐渐模糊边界、共享机会与发展的共同体。
这个春节里，崔亚芹带着草原羊肉回到河南，郑发燕的驿站里堆满年货包裹，孙文文的车数次轧过雪中山路，胡英杰思考着如何把村里的茶叶卖向全国。
拼多多等平台的价值，在于通过组织方式的创新和平台资源的持续投入，让过去那些静默的、被压抑的乡村需求，得以被精准、高效地唤醒、激活。
生活上那道“隐形”的“墙”正在倒下，而墙后徐徐展开的，是一个要素流动更顺畅、发展机会更均等、且更具韧性的城乡共同体。这或许正是春节喧嚣过后，值得我们长久期待的深层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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